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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国际战略报告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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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Fudan Annual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Strategy 复旦国际战略报告2013 失范与转型 Disfun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Fuda...

Fudan Annual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Strategy
复旦国际战略报告2013
失范与转型
Disfun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序 言
2013 年国际形势的发展精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诸多重
大事件突如其来、接踵而至,使我们很难细细挖掘和品位每一个重大事件的深层意义。然而,对有价值的国际问题研究来说,准确和充分把握一些重大的有代表性的事件的意义和影响是必须的。2013 年,无论是如好莱坞大片般精彩而震撼的斯诺登事件,还是世人始料未及的埃及政变,无论是中国新领导的内政外交新布局,还是奥巴马的政治低迷与战略调整,无论是叙利亚局势的峰回路转,还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街头抗议活动,它们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格局转型、范式转换、规则重订的大趋势。在当今世界,规则的“失范”甚至“无范”昭示着全球治理的新议程,而一些国家政治经济转型之艰难和复杂则提醒我们要对变革的前景持更加谨慎的态度。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今世界的变化趋势及其复杂性,我们选取了8 个专题,分别从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变化、中美日等大国的动向、网络空间的震荡、社会抗议的新元素等方面来透视2013 年的世界。在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攀升的背景下,中国学者对国际形势做出精到的观察越来越重要;而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互动越来越强劲的背景下,我们为中国如何应对一个急剧变化的世界所提出的挑战提供有价值的思考无疑是亟需的。这份报告代表了我们朝着上述目标所做出的努力。
目 录

2013 国际政治态势:总体平稳、转型延续

2013 国际经济中的“失”与“转”

中国外交“再出发”:举纲张目、登高望远

“奥巴马主义”与美国战略调整

“安倍风险”:近期中日关系的关键变量

中东2013:转型与动荡的“二元变奏”

塑造数据主权:2013 年的全球网络空间与国际战略

新抗议时代

后记

2013 国际政治态势:总体平稳、转型延续


       信强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总体而言,2013 年全球权力格局依然呈现出“东升西降”、“南兴北衰”的基本态势,国际体系的转型进程得以延续。但是随着各国战略和政策调整显现出不同成效,国际政治权力变迁的幅度有所减小,大国力量对比变化的速度有所缓,进而为全球权力转移的前景注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回顾2013:“一超”依旧与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
首先,美国战略收缩态势明显。尽管美国“一超”地位依旧,但是受国内问题羁绊,其总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进一步下滑。在政治领域,两党党争使政治僵局一再上演,甚至导致政府关门停摆。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国内失业率始终徘徊在7%左右,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加之医保问题频出,“控枪法案”的夭折,“棱镜门事件”的曝光,导致民众对政府满意度屡创新低。在军事领域,美军被迫大幅度削减国防开支,延缓现有军备的更新升级,减少对先进武器系统的采购。上述种种,导致美国在外交领域变得更为“谨言慎行”。拒绝军事打击叙利亚、推动与伊朗新****的和谈、在朝核问题上更多地倚重中国和韩国的力量等等举措均表明,美国力避以武力手段卷入地区冲突,在全球层面继续实行战略收缩的态势。
其次,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之势得以延续。较之发达国家,新兴国家总体上保持了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速。同时,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日趋广泛和深入,在地区热点问题解决以及全球治理方面的话语权重不断增加。其中尤以“金砖五国”之间的合作最为突出,一方面,金砖合作机制日趋常态化、固定化和实质化,另一方面,金砖各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分进合击,默契合作。例如针对叙利亚化武疑云,中俄坚决反对未经联合国授权贸然对叙利亚实施军事打击,最终
促使美英等国同意俄罗斯提出的“化武换和平”动议。而针对斯诺登事件,俄罗斯不顾美国的反对,允许斯诺登在俄“避难”,巴西则强烈谴责美国的监控行为,最终愤而取消总统访美行程。如此种种均对美国及其盟友的霸权主张和行径进行了有效的反制。而在所有的新兴大国之中,中国的和平发展又可谓“一枝独秀”。
放眼全球,中国在2013 年的综合表现无疑最为耀眼,国民经济保持了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前三季度中国GDP 同比增长达到7.7%,远远高于全球绝大多数经济体的增速。此外,中国航天科技和军事现代化进程也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就。“辽宁”号航空母舰的入列,大型运输机运-20 的首飞,“利剑”隐形无人机的亮相,“嫦娥三号”探测器登月的成功,彰显了中国军事与科技力量发展的强劲势头。随着综合国力的显着提升,中国在外交上表现出更为积极进取的态势,通过支持叙利亚危机的政治解决,推动巴以和谈,提出“亲诚惠容”周边外交方针,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在钓鱼岛建立常态化存在,对黄岩岛实施实质性控制等一系列举措,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以及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与日增。
展望2014:权力转移趋势延续
首先,全球权力将继续由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转移。受困于国内政治极化、经济复苏缓慢以及军费预算削减等问题,美国综合国力相对衰落之势有目共睹。欧洲经济持续低迷,在军事和安全领域独立行动的能力及自主性日益弱化,而日本因安倍****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明显右倾引起了周边国家的警惕和反制,其国际影响力亦将受到严重限缩。与之相较,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积极参与对国际秩序的重塑以及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使得世界权力中心“由西向东”转移
的势头总体上得以延续。
但是在2014 年,全球权力转移的速度有可能趋于放缓。原因在于部分发达国家经济已展现出不同程度的止跌回升迹象,美国复苏态势尤为明显。而由于多种复杂因素的作用,大多数新兴国家的综合表现则持续下滑,部分国家甚至可能陷入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因此在2014 年,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此消彼长的发展势头将趋于放缓,国际政治权力转移的进程也将更为曲折。

其次,全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中心将继续向亚太地区转移。美国朝向亚太的“再平衡”,中国的持续崛起,俄、印等国影响力的提升,日本对“正常国家地位”的追求,东盟一体化进程的深化,使得众多大国及国家集团汇聚的亚太地区将继续成为全球政治的焦点,太
平洋地区超越大西洋地区成为全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中心地带也将日趋明显。
第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阵营将更趋“内向”。由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国内问题丛生,势必被迫减少对国际事务的干预力度。相关民调显示,52%的美国民众希望政府减少对国际事务的卷入,51%的民众希望政府专注于国内经济问题。欧洲受“欧猪四国”的拖累,经济总体持续低迷,内部分歧严重,自顾不暇。而巨额债务及贸易逆差攀升等问题,导致安倍****也将面临严峻的国内挑战。在2014年,美、欧、日发达国家很可能会更趋内向,聚焦于国内经济的发展,在外交政策上采取守势,从而导致其在全球事务中参与度和影响力随之下降。
第四,中国全方位崛起之势将进一步凸显。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中国全面深化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号角。在2014 年中国很有可能继续保持傲视全球的经济发展增速,中美两国在经济总量上的差距将进一步缩小,在军事领域的“代差”也将得到显着改善,亚太地区中美两强并峙的战略格局更进一步凸显和固化。在外交上中国也将展现出更大的进取性和主动性,进而对既有的国际政治格局形成强有力的冲击。
建言中国:积极进取的全球外交布局
首先,致力于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巩固和提升。美国作为********强国,依然对全球事务具有重大的影响力。中国应全面加强两国在政治、安全、经贸、金融等领域的双赢合作,并在全球治理、应对地区热点问题等方面展开务实协作,包括促使美国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作为其外交优先议程,推动实现“习奥会”年度会晤的常态化,扩大两军联合演习的规模并实现机制化,深化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
的全球合作,敦促美国加强对日本、菲律宾等盟国的管控以维护地区稳定。
其次,积极深化与新兴大国的协调与合作。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将对“后霸权时代”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发挥日益重要的影响,中国应夯实金砖合作机制,落实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及应急外汇储备安排的动议,合力推动IMF 与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改革。此外,中国还应大力拓展双边合作,包括全面深化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以消解美国对两国造成的战略挤压;加强中印战略合作,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落实,维护阿富汗局势的稳定;通过与巴西
和南非的合作,进军拉美,深耕非洲。
第三,切实加强与地区“支点国家”的合作。部分地区强国业已成为其所在区域国际秩序日益重要的参与者甚至塑造者,中国应树立“全球布局”的战略意识,遴选地区“支点国家”,遵循“多予少取”的原则,强化与“支点国家”的双边关系。例如在南亚应落实中巴经济走廊的构想,加紧瓜达尔港的建设,稳步进军印度洋。在东北亚与韩国协调应对朝核问题,加快中韩自由贸易谈判,联手牵制安倍****
的右倾化趋势。在东南亚加强与印尼等国战略合作,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升级,维护南海局势的稳定。在中东加强与土耳其和沙特的合作,在拉美加强与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的合作,为中国的全球战略建立牢固的地区支撑点。
第四,积极参与和主导国际新规则的制定。随着自身实力的下降,美欧日日益重视利用制度和规则的创设,以保持其对国际体系以及全球议程的主导。例如对国际政治“新边疆”——极地、太空和网络空间——规则的制定,又如在国际经贸领域对TTIP 和TPP 的积极推动,再如针对气候变化问题,发达国家也谋求建立有利于其自身的规则体系,逃避自身所应承担的义务,迫使发展中国家分担不相称的责任。
对此中国应予以密切关注,积极参与相关新规则的规划和制订,占据战略制高点,以维护自身的正当利益。

2013 国际经济中的“失”与“转”


      宋国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院中心副教授


2013 年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第5 年,世界经济没有实现稳步复苏,总体增长乏力,问题不少,失望仍存。在问题之外,国际经济也有积极变化,有望推动未来国际经济朝向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如以关键词总结,“失”与“转”当为2013 年国际经济最为显着的两大特征。

2013 国际经济运行之“失”
经济增长失速。2013 年,世界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总体而言均未能实现高速增长。美国GDP 未能在2013 年实现期望中的2.5%以上的强劲增长,复苏仍不全面;欧盟经济仍然受到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根据欧盟委员会的预测, 2013 年增速为0.1%左右;日本安倍政府上台后推行了各种刺激政策,但总体效果不彰,国家经济增长在2%左右,低于预期。特别是以往表现强劲的新兴经济体,2013 年遭遇了经济降速的困境。以新兴经济体中具有代表性的金砖国家为例,2013
年度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只有1.5%左右,大大低于2012 年的3.4%;巴西GDP 增长为2.4%;印度GDP 增长率只有5%。只有中国的GDP 还继续高位增长,2013 年增长率估计和2012 年持平,在7.8%左右。
经济治理失范。失速的经济增长以及陷入困境的国内政治生态导致曾经的“模范生”出现了“失范”的经济治理现象。失范的国家经济治理具体包括:1)一些发达国家不断累积的债务。例如日本中央政府债务已经超过其GDP 的两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也大于其年度GDP。围绕着如何处理财政赤字发生严重分歧,美国联邦政府非核心部门出现了16 天的停摆。2)失业率居高不下。美国2013 年失业率虽然呈现逐月降低的态势,但月度平均仍超过7.5%。同年欧元区和欧盟的失业率更是超过12 %和11%。3)贫困率。美国目前有4600 多万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占美国总人口的15%。欧盟民众的贫困率也在攀升。作为欧盟内第一大经济体的德国,其国内受到贫困威胁或持续处于贫困状态的民众比例也位于历史****水平。贸易谈判失序。在全球经济形势令人失望的情况下,旨在以增加贸易推动经济发展的各种贸易谈判协定正在推进。然而,这些贸易谈判缺乏足够动力,无法取得实质性突破。在地区层面,美国政府雄心勃勃、希望在2013 年完成的TPP 没有取得重大进展;欧美之间的TTIP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也陷入停顿。东亚地区的RCEP 在2013 年终于启
动,但要最终完成谈判恐怕还需时日。在全球层面,WTO 成立18 年来,在推动全球多边贸易谈判上没有取得任何显着成果,未能实质性地提升全球贸易的自由化,有日益退化为一个效率低下的超国家官僚机构的风险。虽然在WTO 的推动下,各成员国于2013 年12 月7 日在印尼巴厘岛达成了协议,但这份协议体现出鲜明的“早期”特征,并且要得到所有WTO 成员国政府的批准,距离全面达成多哈回合所设定
的目标仍有较多差距。货币政策失衡。2013 年,主要发达经济体继续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国际金融体系面临无法容纳过多流动性的风险。美国虽有量化宽松收缩安排,把每月850 亿美元的长期债券购买规模降至750 亿美元,但货币政策总体仍然极为宽松,联邦基金利率压低至0.25%以下。欧洲央行于2013 年 5 月2 日和11 月7 日分别降息25 个基点,使当前
欧洲央行的基准利率降至历史低点0.25%。日本央行新任行长黑田东彦上台以来,推行超宽松货币政策,扩大资产购买规模,压低利率水平。发达经济体集体性的量化宽松引发了国际金融市场的短期剧烈波动,增加了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管理本国金融体系乃至经济发展的难度。面对发达经济体的宽松货币政策,新兴经济体普遍采取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作为应对。巴西央行自2013 年4 月以来连续第六次上调基准利率至10%,新任印度央行行长拉詹上任两个月以来连
续两次上调利率至7.75%,印尼央行自2013 年6 月以来也五次上调基准利率至7.5%。发展议程失效。2013 年是实现2015 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要害一年。然而,最不发达国家以及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在减贫、教育、降低儿童死亡率、环境保护、对抗艾滋病以及改善产妇保健等具体领域未能实现预期的发展目标。尽管有些目标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大多
数目标已经完全不可能实现。在减贫方面,全世界目前约有12 亿人处于每天生活费不足1.25 美元的极度贫困状态中。相比30 年前的19 亿人,这个数字已有所下降。不过,如果将中国的减贫贡献单独另计,那么国际社会的减贫努力并未取得重大成效。撒哈拉以南非洲、印度和拉美等国家和地区的极度贫困人口未有显着降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极贫人口超过4 亿人,比30 年前的2 亿人增加了一倍以上。在改善产妇保健目标方面,当前47%的孕妇死亡率离2015 年前将孕妇死亡率降低四分之三的预计目标存在极大差距。
2013 国际经济趋势之“转”
除了体现上述鲜明的“失”字特征,2013 年的国际经济态势同时也存在着显着的“转”字特点。如果说“失”字意味着不足和缺憾,“转”字则预示着革新,孕育着新的经济发展趋势。经济实力转化。2013 年仍然延续了世界经济中“东升西降”的转化格局。东是指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国家,西为欧美等发达国家。尽管东方国家的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总体上继续保持着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速优势。作为新兴经济体中的代表性国家,中国经济在2013 年一枝独秀,保持着高速增长,不断拉近与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距离。在中国等国的推动下,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整体经济实力对比不断缩小。特别是亚洲地区经济活跃,发展快速,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更为突出。
投资流向转移。全球投资领域也发生着变化。个别国家的集中度更高。以2013 年第三季度为例,中国、英国和美国这些排名前三甲的国家就吸收了全球47%的直接投资。其中,中国为全球第一大投资吸收国,吸引了超过27%的全球投资。总体上,无论是吸收投资还是对外直接投资,欧洲的比重都在下降。在吸收投资方面,欧盟国家在已经从前几年的占比25%降至目前的17%左右。在对外投资方面,其占比更是从30%左右滑至13%。受欧盟拖累,主要由发达国家组成的
经合组织在全球投资中的影响力下降明显,新兴经济体则明显上升。贸易格局转变。发展中国家(含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在2013 年几乎相当,这是********的历史性现象。1980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出口中的比重仅为34%,2013 年则接近50%。在进口领域也是大致如此。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形成对比,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占全球贸易比重从1990 年的56%锐减至2013 年的35%左右。此外,与全球贸易增速放缓不同,区域
内贸易比重不断提高。例如,亚洲国家之间的出口占比在2013 年超过52%,欧盟国家之间的贸易比例更是高达75%。区域内贸易正在成为全球贸易的新动力。治理思潮转向。由于发达经济体发展困顿,其塑造全球治理体系的能力在不断下降,其支持和鼓励的经济治理模式对于其他国家的吸引力也在慢慢减退。主要新兴经济体所奉行的一些治理理念赢得了更多的赞同和模仿。全球经济治理以及国家内部经济治理越来越朝向务实的路径前进,而不是像以往那样过分偏执于某种自由主义的教条。
在全球经济治理层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正按照新兴经济体所呼吁的更为公平和更具代表性的方案往前推进。在国家治理层面,摆脱“华盛顿共识”的过多影响,反而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共识。
增长模式转型。2013 年各国增长模式正处于深刻的转型调整过程当中。转型的总体诉求是打造各种经济发展要素更为平衡的经济增长模式。其一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平衡。那些实体经济在经济中的分量不断降低的国家,正试图通过各种形式的战略,促进制造业回流,提升本国实体经济的竞争力。其二是政府和市场的平衡。美国等以往依靠市场作用的国家,开始注重政府能力的建设和运用。中国等政府角色十分突出的国家,也强调市场在资源分配中的决定性作用。
其三为进口和出口的平衡。2013 年,全球贸易失衡情况继续缓解。例如,中国的贸易顺差占GDP 比重已经降到合理区间,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比重也有所回落。转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如果能够持续推进,可能会为国际经济带来平衡、可持续的长期增长。经历了2013 年以“失”与“转”为特征的世界经济,中国要继续推进国内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以改革加速提供经济发展的动力,以内需加大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以创新加快提升经济增长的效益。同时,要积极主动创造良好的外部金融货币环境,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确保出口市场的整体稳定,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合理改革。以国内为优先,内外并举,中国将有能力准备迎接并不确定的2014 年世界经济。

 

中国外交“再出发”:举纲张目、登高望远


苏长和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
 

2013 年的世界充满着变革和转型的张力,无论是连任还是新任的大国首脑,在其执政期的第一年都面临着不小的内政外交考验。2013年是中国新领导集体的开局之年,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内政外交上举纲张目,提振了国内改革开放稳定的信心,外交开局气势磅礴,外交布局周密完整,外交的谋划与运筹在更大的格局下展开。中国内政外交积极进取、有所作为的新气象在2013 年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成为一大亮点。
中国梦的提出在世界上引起广泛反响
中国梦的提出之所以在国内外引起这么大的回应和反响,在国内是因为其包含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元素,同60 多年前“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和改革开放前期“振兴中华”的口号一样,将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目标下,向前奋进;在国际上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反响,与当前世界各国及其人民人心思定、人心思稳、人心思和、人心思善的想法是一致的。中国梦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各国在中国梦的对照下,都应该努力将自己的家园建设好、与外部世界共同和平发展。而这是美国梦给不了世界的内容。独立自主思想的丰富和发展独立自主是贯穿于新中国外交战略论述中的最鲜明的一条主线。独立自主是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也是新中国和平外交的基石。
习近平指出,“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三个“坚持”,是在继承基础上对独立自主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坚持独立自主外交,并不意味着中国外交变得强硬了,而是更为积极理性地维护国家发展权益,更为积极地在维护国际和平的责任上有所担当。实际上,在新时期,世界各国都应该奉行独立自主的内政与和平外交政策,也即:每个国家都应该独立自主地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各国应该相互尊重独立自主地选择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各国应该逐步摒弃军事结盟思维,独立自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义利观和公道观丰富了中国外交的价值体系新型“义利”观的提出,丰富了中国特色外交价值体系。我国外交一直重视义利关系的处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无私地支援支持
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这是当时世界的“大义”,中国抓住了这个“大义”,为中国外交赢得了许多软实力和话语权;改革开放以来,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真诚地相互支持,实现共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大义”所在,也是新型义利观的时代特征之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只有世界上更多国家、更多人口实现了发展,而不是少数国家和人口独享发展成果,世界才能真正朝和谐共
生的方向迈进。
2013 年中国外交还重视在国际上讲“公道”观。中国认为,世界上如没有公道,哪来人道呢?叙利亚问题正因为中国坚持了“公道”,才避免了叙利亚出现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当前国际政治风气不正,歪理邪说盛行,未来谁能为国际政治树立正的新风,谁就拥有更大的软实力。
外交话语贴心贴民,展示了中国式软实力的影响。
2013 年8 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强调,要打造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构建我国外交话语体系,不能盲目接西方的话语体系的轨,说到底就是用中国话讲中国外交的价值观理念、世界观体系、实践观特点。2013 年的中国外交话语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习近平主席在坦桑尼亚的演讲,短短的半个小时赢得了数十次掌声,是别人对我们在发展中非关系中落实“真、实、亲、诚”理念从心底里产生的共鸣,展示了中国式软实力的魅力所在。
如果加以对比,美国式软实力是什么?很大程度上靠对外输出美式自由民主制度;中国式软实力靠的是朋友交心、相互尊重、相互欣赏,寓“义理”于故事和事实之中。在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中,中国提出了与周边国家“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习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的演讲中,提出互联互通的“五通”理念,即政策沟通、经贸流通、货币流通、交通畅通、民心相通。这些外交话语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对汉语的自信,展现了汉语和生活化语言的魅力。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国际组织外交布局完整。
2013 年,中国外交从中俄关系开始,外交从大国、发展中国家、多边组织再回到年底的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为未来十年中国外交完成了布局,形成了大国外交的新格局。新型大国关系、大小规模不同的国家间关系、“真、实、亲、诚”的发展中国家外交、“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为中国与不同类型国家发展关系提供了新指针。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保持与传统多边国际机制关系同时,开始更为重视发挥在新兴多边国际机制中的影响,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金砖国家首脑会议机制、20 国集团等多边机制中积极作为,正在成为推动国际体系向公正、有序、包容、共生的新型国际体系方向发展的重要力量。外交和经济统筹配合,共同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互联互通”是2013 年中国经济外交的关键词。中国是世界上128 个国家****贸易伙伴。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具备的经济优势,正在转化到外交能力建设层面。中国的经济外交在海洋和大陆两头齐头并进,分别提出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以及若干经济走廊设想,在构建互联互通的中国式地区经济一体化设想中,金融和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在为国家外交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传统理念,正在转变为外交和经济统筹配合,共同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目标。
外交体制机制建设助力中国梦的实现
外交的集中化管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加强党在新时期对外交工作的领导作用,是中国从大国迈向强国的根本政治保障。外交的集中化管理需要加强外交体制机制的顶层设计。当前国际形势发生着深刻复杂的变化,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互动规律出现新特点,2013 年的十八届三种全会《决定》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对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和法律体系进行统筹和整合,更有效高效地应对复杂的国内国际安全形势。另外,已经形成或者需要调整的与国家大外交格局相关的外宣体制机制、海洋权益维护体制机制、海外权益维护体制机制、援助发展体制机制、外交和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等,也成为当前中国外交体制机制建设的重要内容。
划定和平发展道路的底线,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毫不含糊中国始终不渝、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2013 年以来,中
国在和平发展理论和政策上都有新阐释,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更加重视和平发展成果能够公平地为各国人民所分享,各国人民要从和平发展中得到实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在各国老百姓中扩大和平发展的社会民意基础。第二,划定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底线。在新一届领导集体关于和平发展道路的集体学习中,习近平阐述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辩证关系,强调指出,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绝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中国不惹事,也不怕事。任何国家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第三,在两岸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问题上,突出了和平发展与国家统一的手段和目标的关系。习近平指出,增进两岸政治互信,夯实共同政治基础,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关键。着眼长远,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终归要逐步解决,总不能将这些问题一代一代传下去。第四,提倡各国都应该顺从和平发展这一世界大义,走和平发展道路。世界上只有中国一家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不够的,只有更多的国家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平发展道路才能真正走的稳,走的通,走的远。中国追求的国际秩序是和谐共生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构建和谐共生的国际秩序,同其他国家一起走和谐共生的发展道路,是新中国外交一以贯之的目标,也是新时期中国在有关世界秩序问题上的思考之一。在会见21 世纪理事
会代表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 “中国愿同其他国家一起走和谐共生的发展道路”。不走对抗的绝路,不走冲突的老路,要走和谐共生的新路,建设一个包容有序的和谐共生世界,是中国对国际秩序的追求。当今世界,文明与文明之间、国与国之间、各国人民之间、大国与大国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之间,都需要探索和谐共生的发展之道。和谐共生恰恰是在尊重差异和多样基础上,为多样文明学会共处指出了一条出路,体现了一个文明大国、东
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在世界秩序问题思考上的智慧贡献。

“奥巴马主义”与美国战略调整


吴心伯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盘点2013 年美国的发展,失范与转型是两大关键词。
内外失范在美国经济终于呈现温和增长的背景下,美国在国内政治上面临的挑战显得更加突出。
一是政治极化依旧、两党斗争激烈。共和党为了阻挠“奥巴马医改”的实施,在联邦政府预算问题上与民主党和行政当局较量,最终迫使联邦政府非核心部门关门长达半月之久,这是17 年来的首次,令人忆起1994 年共和党全面控制国会后咄咄逼人的态势,更揭示了今日华府“超级党派斗争”的激烈程度。有人认为,华府的政治分裂是美国内战以来最严重的。
二是奥巴马政治地位陷入弱势。由于医改问题处理不当,加之共和党的牵制,公众对奥巴马执政能力的评价大幅下滑,支持率创就任总统以来新低,其政治影响力快速下降。一般来说,美国总统在第二任期内的最后两年政治影响力都会逐渐式微。但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内的第一年即显疲态,确属少见。奥巴马过早陷入弱势地位,对今后几年美国的政治生态意味着什么,值得观察。从深层次看,不管是政府关门还是奥巴马陷入弱势,都反映了美国“否决”政体的弊端。美国
长期视自己的制度为民主的典范,如今该制度的运作频频失范,而美国人对此虽不满意却又无可奈何,这种状况还会继续下去。美国社会的失范也在2013 年变得突出。奥巴马在年底发表的一次被《金融时报》形容为他就任总统以来“最让人心灰意冷”的演讲中,列举了今日美国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不断下降的社会流动性,坦诚这种局面“给美国梦、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在世界各地所代表的东西造成了严重威胁”。长期以来,“美国梦”所代表的不仅是成功的机会,也包括一个欣欣向荣的中产阶级和社会的流动性。然而,在
财富的分配机制越来越不合理以及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美国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在下降,整个群体不断萎缩。与此同时,15%的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中,而5%最富裕群体和20%最贫穷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达到美国统计局1967 年监测以来的****值,美国已成为发达世界中最不平等的国家。作为美国社会结构的中坚力量,中产阶级的萎缩会导致美国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更使人们对美国的价值观和未来失去信心;不平等和贫困的加剧则会危及美国的经济增长,损害政治与社会的稳定。由于社会的失范与政治的失范存在着重要的关联,这也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
在国际层面,斯诺登事件暴露了美国道德的失范。斯诺登大揭秘向世人展示了美国作为一个“监视国家”的形象,在让世人感到震惊之余,也加深了人们对美国国家特质的一系列消极印象。首先是美国对其力量优势的滥用。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军事力量****大、科技****进的国家,但如何恰如其分地运用这种力量优势去谋求合法的国家利益目标,是美国政治精英面临的独特挑战。正如同美国依仗其军事优势频频对外发动战争一样,华盛顿也在利用其科技优势监视全世界,
这反映了美国滥用其力量优势的毛病是根深蒂固的。其次是美国对世界的控制欲。驱动美国对全世界—包括一些盟国的领导人—的监视行为的,无疑是华盛顿要掌控全世界的霸权心理,这种欲望虽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中受挫,却在电子世界中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第三是美国政府的虚伪。美国近年来不断指责中国对美国发动网络攻击,把自己描绘成网络黑客的无辜受害者,而斯诺登大揭秘表明美国才是网络世界的超级黑客,而之前美国对中国的高调指责则是
“贼喊捉贼”,充分显示其虚伪性。美国向来怀有强烈的道义的优越感并乐于向世界展示其软实力,而斯诺登事件无疑揭示了美国道德失范的严重性,它对美国国际形象的负面影响将是长期的。奥巴马主义奥巴马执政后,鉴于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的教训,即着手推动美国战略的转型。其第一任期内的转型努力主要体现在结束两场战争和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2013 年奥巴马政府对叙利亚化武事件的应对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改善等举措,凸显了外交政策上“奥巴马
主义”的一些特点。
首先是减少对外军事干预。由于认识到美国面临的许多安全挑战包含了外交、经济、文化等因素,难以仅仅用军事手段解决,而是需要平衡和综合地使用各种力量手段来应对,奥巴马政府强调必须“明智、准确和审慎地”使用军事力量,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武力是最后的手段,它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发挥的是支持而非主导作用。实际上,对运用军事力量的谨慎态度源于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的教训及其所产生的厌战情绪,也与美国的预算压力有关。其次是充分利用外
交手段,包括与盟友和其他大国的合作,来处理国际热点问题。这既是基于成本分析,也符合民主党的外交理念。再次是有选择的介入。美国在海外的实质性介入,无论是军事的还是外交的,将取决于美国的利益关联度以及解决该问题的预期成本和可行性。这意味着今后美国只会在有限的地区实质性地投入军事和外交资源。值得注意的是,未来美国“战略内向”的趋势会进一步发展。从美国公众的情绪看,皮尤中心(PEW Center)的一项调查显示,自1964 年以来,首次有超过一半的应答者认为“美国在国际舞台应当少管闲事,别的国家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这表明,由于两场战争带来的厌战情绪和经济危机的影响,公众对美国开展积极外交政策的支持度达到历史新低。以理查德·哈斯为代表的外交政策精英认为,美国正处在一个外交政策休整期,它需要克制海外行动并恢复国内实力,从而延长这个休整期。从决策者的理念和政策偏好看,作为民主党人的奥巴马没有“新干涉主义”的冲动,他主张美国对世界事务的参与在目标上应该是有限的和有选择的,在手段上要更
多依赖外交与国际合作。从能力上看,美国国防预算的削减无疑也会制约其在海外的军事行动。美国战略内向的趋势很可能不是一个短期现象,因为按照美国外交周期理论,美国正在进入下一个外交周期,这个周期的前半段是大约20 年左右的战略内向期,内向期的特点是决策者和公众的注意力更多转向国内事务,减少对外部事务的积极干
预,特别是在海外的军事行动。2014 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有可能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从而开启一种世界权力结构越来越多极化、美国的实力相对下降背景下美国参与世界事务的新模式。
中国怎么办?
中国该如何应对美国的这一发展趋势?首先,在美国国力相对下降、中美力量差距逐步缩小的情况下,美国会产生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战略焦虑感,对中国赶超美国及其后果感到不安,不仅会加快应对中国崛起的外交、安全和经济布局,而且有时可能会对中方的某些外部行为做出激烈反应。对中国来说,重要的是做好对美国的安抚工作。
这包括:加强与美国的对话、沟通以减少对方的疑虑和猜忌;在美国关切的国际问题上,基于中方的原则和利益提供适度的合作;在拓展周边利益、延伸战略触角时注意时机的把握,并在操作上注重“有理、有节”等。
其次,在霸权力不从心的背景下,美国需要更多借助国际合作来达到其外交政策目标,这些合作既来自盟国以及伙伴国家,也来自主要的力量中心。在亚太地区,美国会越来越重视编织“盟国加伙伴”网络,以制衡中国、保持美国在亚太的优势地位;在全球层面,美国会依赖主要力量中心的合作处理地区热点和推进全球治理,鉴于中国力量和影响力的上升,中国将是美国在全球问题上越来越借重的对象。对中国来说,在亚太地区,应积极推进包容性外交,提倡地区经济与安全合作,防止美国以“盟友加伙伴”网络孤立中国,割裂亚太。在全球层面,我们应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意识和与国际社会合作的意愿,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问题的处理,顺势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更好地维护和促进国家利益。
 

“安倍风险”:近期中日关系的关键变量


胡令远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战后的前50 年,世界大格局无疑是美苏两极世界的建构与解构。后50 年,我们预计,世界将逐步走向中美关系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虽云多极但向G2 倾斜”的时代,这无疑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而现在正处于这一时代的前半段,是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积累过程中逐步走向中线临界点的时期。虽然大趋势难以逆转,但这一时期无疑容易出现重要变数,因而是一个相关各方、特别是有战略性重大利益关切的主要国家加大博弈力度的高度风险期。因为是改变世界格局的大趋势,所以即便从国家利益比重的角
度,对这一趋势最为敏感、反应最为激烈的,以国家而论,是排名********的美国和紧随中国之后的日本。这是丝毫不足为奇的。世界按照自己的既定轨道前行,中美日关系聚焦于这个轨道的“切点”上:美、日上下其手,力图使中国行进在下切圆的轨道。因为常识告诉他们,一旦越过中线成为上切圆,惯性的作用即意味着要多付出的代价。而接近“中线”的上下切点,离心率都非常高,很容易失控,象征着这是一个高风险甚或高危期。而当下预示这一高危期的象征,可谓集中体现在“安倍风险”上。
所谓“安倍风险”,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蓄意推高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引发危机的风险,企图****限度地借此激发国内的民粹主义,实现扩军****的政治军事目标;同时,“安倍风险”也包括日本拉战略东移的美国下水,推高中美在东亚直接对抗的风险,以求渔翁之利。
“安倍风险”形成的内外要素:“神话”破灭与地缘政治
内因是事物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安倍风险”亦如此。冷战后日本的“三个神话”相继破灭。首先,战后日本最引以为荣的“经济神话”破灭,其后长达20 年也没有恢复元气;其次,“1955年体制”下自民党长期执政的“超稳定政治神话”终结,代之以“十年十相”的政局乱像;第三,以“奥姆真理教”沙林事件、东北大震
灾引发的核电站事故为标志的战后“社会安全神话”被打破。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历届内阁也进行过政治、经济等的“转型”改革,但都收效甚微。在日本社会弥漫着“日本已经没有退路,也看不到光明的前景”的“窒息感”中,安倍先以“找回强大的日本”作为竞选口号,后又打出豪赌般的“安倍经济学”三枝箭,在半年中赢得众参两院选举,并维持高支持率,正是利用了日本国内上述“失范”与“转型”
的结构性调整因素。
与上述“安倍风险”形成的国内社会基础密切相关,在野党、执政联盟、包括自民党内派系之间,因为选举政治的原因,它们对安倍的制约大大弱化,这也是“安倍风险”不断得以加大的内在要素之一。
此外,安倍本人信奉的以岸信介为范本的极端保守、反动的政治理念,无疑是“安倍风险”最重要的内在驱动力。加之 “梅开二度”对安倍来说意味着是最后的机会,所以“安倍风险”系数非常大,具有执着性的同时,也带有“孤注一掷”的冒险性和疯狂性特征。其悍然参拜靖国神社,即为表现之一。
2013 年,地缘政治中海洋权益的效应也愈发凸显。日本是一个战略资源极度匮乏的发达国家,在陆地资源几乎开发殆尽的情形下,当代日本战略家高坂正尧指出,日本除了向海洋要资源、图生存之外,别无出路。1994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生效之后,日本借机正式确立了“海洋立国”的国策,大力推进包括将冲之鸟礁改造成“岛”等扩展“蓝色国土”的海洋战略。
近年,中国逐步确立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这本来是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并没有以此威胁日本的主观意图。但安倍处心积虑,以地缘政治的心理效应,以及作为岛国日本的国民因为资源、海上运输线的先天不足和脆弱性而形成的对海洋权益的敏感性,利用钓鱼岛主权争端宣扬中国的“物理性威胁”,放出“安倍军事学”的“安保三枝箭”,就容易具有煽动性和欺骗性。
另一方面,尽管美国重返东亚,“再平衡”的选项很多,但从实践来看,无论是其自身,还是对其盟国,在海洋权益方面制衡中国是其****。对此不失时机地加以利用,不言而喻也是形成“安倍风险”的重要外部因素。
“安倍风险”的四大挑战
首先,“安倍风险”将在安全领域对中国和平崛起构成重大挑战。这表现在三个层面:在双边关系上,因为任期内修改和平宪法是安倍最重要的政治目标,所以为达此目地,他必然会蓄意分阶段、有步骤地不断利用钓鱼岛等挑起事端,中日关系也就因而难有宁日。特别是严峻对峙下的东海海、空域发生其蓄意为之、或擦枪走火的风险,不仅会长期存在而且不能排除发生局部军事冲突的可能。在地区层面,今年安倍将在去年放出“安保三枝箭”的基础上,实质性推进解禁集体自卫权,一旦实现这一目标,安倍将迅速与菲律宾、澳大利亚,甚至越南等进行针对中国的实质性军事合作,给中国的周边安全战略制造麻烦。在全球层面,安倍可以更放手地要求欧美在武器出口、高科技转让等方面对中国的限制,在世界军售等领域杯葛中国。
不言而喻,在所有三个层面中,日美同盟都起支撑作用。特别是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之后,日美同盟的内涵,包括军事合作的区域范围、一体化程度等将发生重大变化。此外,安倍上台后还一直热衷于在所谓地球仪外交中搞“2﹢2”,以期在多种层面中对中国形成牵制作用。这一切,说明“安倍风险”在安全领域,将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带来重大挑战。其次,在道德制高点上将带来全方位挑战。由于历史原因和自身特点,战后日本外交实践中向以经济为支撑,但安倍无论是在第一个任期,还是“梅开二度”,都高调祭出“价值观外交”,倾力打造“价值联盟”,意图从软硬两方面包抄中国。不仅用传统的民主、自由、法制、人权、市场经济等西方价值理念来诋毁中国,而且最近又将中国说成是自由航行、安全飞行等国际法的破坏者。甚而安倍作为一国首相,不惜直接诋毁中国的社会制度。试图通过抹黑中国形象而在道德领域占据制高点,充分说明“安倍风险”对中国的挑战是全方位的。再次,安倍风险还体现为外交上充当围堵中国领头羊的高度自觉意识。无论是在地区层面的遍访东南亚,还是在世界范围都有所表现。安倍上台以后,一是一反战后日本外交一向低调的传统,表现的异常活跃;二是针对性非常强;三是肆无忌惮---几乎在所有访问国都公开指责诋毁中国。他在精心编织对华包围网络时,公开宣称要成为制衡中国的“******”,做围堵中国的领头羊的意识可以说高度自觉。
最后,“安倍风险”还存在着“综合安全保障”方面的挑战。“2﹢2”之外,安倍还热衷于以经济援助捆绑安保以制衡中国,这特别表现在他的东南亚和非洲外交上。结合上述三个方面,仅就东南亚而言,“安倍风险”已经给中国造成重大挑战。即中国要付出更多的外交努力和资源,才能对冲。而在即将启动的“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制定过程中,中国也会面临更多更复杂的局面。
管控“安倍风险”
对于中国来说,在未来的日子里,将“安倍”这一近期中国关系中的关键风险变量降到****,无疑需要正确的决断和智慧。管控“安倍风险”可依一下三策:
一是中美构筑新型大国关系。由于日美关系的特殊性,如果中美关系能维持相对正常状态,日本就不会走得太远,“安倍风险”亦在可以管控范围。一方面因为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利用日本制衡中国将成为其长期的地缘政治战略取向,另一方面中美之间也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把握好相对的两个方面的平衡点,同时也是制约“安倍风险”的关键点。此外,日美之间在现实利益和对二战成果的态度方面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矛盾,这也给中国提供了降低“安倍风险”危害性的机会。
二是清楚认知“安倍风险”的道德短板。由于安倍本人持有非常保守、反动的哲学理念和历史观,包括美国的主流媒体,欧洲议会等对安倍在参拜靖国神社、慰安妇等问题上挑战人类道德底线的言行予以了严厉批判。中国应在国际和日本国内加大对“安倍风险”道德短板的揭露,使安倍的“价值观外交”和所谓“积极的和平主义”不攻自破。
三是要以地缘经济优势破解“安倍风险”的综合安保设想。中国应以东南亚为中心谋划大周边外交格局,推进“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破解以经济捆绑安保的“安倍风险”,中国具备优势。展望未来,如果“安倍经济学”不崩盘,“安倍风险”将使未来数年中日关系总体下行的趋势难以逆转。安倍领导下的日本将是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最直接和强有力的麻烦制造者、搅局者,对我国将构成重大战略风险。除了做好上述降低“安倍风险”的工作之外,针对东海海、空域不测事件,应相机实质性推动危机管控机制的建立;做好日本今明两年解禁集体自卫权、乃至****的精神、外交及军事斗争准备。
总体来说,除非发生重大变局,中美之间总的大趋势还是朝着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向走,这是我国外交的成败所在,也是能否和平崛起、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所在。在这样的前提下,“安倍风险”效果有限。但同时需要防止的是,日本走向孤立,从而最终拥核,这是最坏的结局。在这方面,需要中美共同努力。


中东2013:转型与动荡的“二元变奏”
 

刘中民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转型与动荡相互交织构成了2013 年中东地区形势的典型特征,转型之难和动荡之痛交互影响,使中东地区秩序与地区格局处在艰难的重建过程之中。在2013 年,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与社会转型已进入更加艰难的深水区,宗教与世俗、民主与民生、改革与稳定的矛盾异常尖锐,已经发生****更迭的埃及、突尼斯、利比亚、也门的政治与社会转型依旧困难重重,埃及“二次革命”废黜穆尔西****构成了转型国家动荡的风向标;其他尚未发生****更迭的阿拉伯国家也在谋求程度不等的改革,但均面临国内外的严峻挑战。与此同时,叙利亚内战的久拖不决及其外溢效应不断扩大、利比亚战争后遗症频繁发作、国际恐怖主义强势反弹、街头政治和民粹主义泛滥,都使中东地区局势处于严重的动荡之中。从地区格局变化的角度看,美国中东战略的收缩构成了影响中东地区格局异常复杂的深刻根源之一,叙利亚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从高度紧张、一触即发到趋于缓和的转向,俄罗斯中东外交亮点频出,沙特、土耳其、伊朗、以色列等地区大国的地位变化与政策调整,都与美国的战略调整密切相关。
阿拉伯国家艰难转型之苦在****更迭后,埃及、突尼斯、也门、利比亚四国已相继建立********或过渡****,在政治上大多都实行了多元化、多党制、议会民主选举,但他们普遍面临宗教与世俗矛盾加剧、经济与民生问题严重恶化、地方和部落势力坐大、社会动荡不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
义强势反弹等等严峻挑战。埃及的政治过渡因“二次革命”陷入困境,支持和反对穆斯林兄弟会的势力发生严重冲突,围绕宗教和世俗两大阵营的极化和对立严重。街头政治泛滥和教俗分裂使埃及仍然面临着发生“三次革命”的危机。伊斯兰复兴运动党执政的突尼斯同样动荡不安,反对党领袖两
次遭暗杀,民众抗议浪潮频仍,严重影响了突尼斯的政治稳定。在利比亚和也门,国家****脆弱、治理能力低下,地方势力和部落势力借机不断扩大影响,不仅对民族和解和政治重建构成掣肘,同时也使地方和部落成为极端主义势力盘踞的中心。沙特领导的海合会国家和约旦、摩洛哥同为君主制国家,它们对内谋求自上而下的改革,对外谋求海合会扩军,形成君主制国家的“神圣同盟”,以图联合自保,但
仍然面对内外形势的严峻挑战,尤其是曾陷入动荡的巴林和约旦的压力更大。苏丹、索马里、阿尔及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也存在着程度不等的动荡。恐怖主义强势反弹之猛在也门政局持续动荡、叙利亚内战陷入僵持、美国从伊拉克撤军等因素的影响下,“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和伊拉克分支的活动日趋猖獗,并积极向叙利亚进行渗透,“基地”组织与来自全球的极端分子赴叙利亚进行“圣战”,已经使叙利亚成为继也门、伊拉克之后西亚地区又一恐怖主义活动的大本营。在北非及其周边区域,盘踞在阿尔及利亚的“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分支与近年来崛起的索马里“青年党”、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组织等恐怖组织,利用北非阿拉伯国家动荡、利比亚战争、马里内战等地区性危机,大肆进行恐怖活动,并已经在北非、东非和西非
形成鼎足之势。恐怖主义在中东强势反弹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转型阿拉伯国家宗教与世俗势力的严重对抗、地方和部落势力坐大、经济与民生问题的持续恶化、利比亚战争后遗症、叙利亚内战久拖不决及其外溢效应不断扩大,均构成了有利于恐怖主义发展的肥沃土壤;第二,“基地”组织利用转型阿拉伯国家的严重困难和利比亚战争、叙利亚内战
等地区热点问题,积极进行意识形态和策略调整,力图将“阿拉伯之春”引向“基地”组织的发展轨道,使其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不断增强;第三,美国中东战略和反恐战略收缩使恐怖主义面临的反恐压力下降,而美国在中东变局中执行双重标准,违反国际法越境打击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则进一步加剧了中东地区反美主义情绪的高涨,都构成了有利于恐怖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
地区格局复杂变动之快
2013 年中东地区格局的复杂变动依然是阿拉伯大变局以来地区力量消长与重组的继续,突出表现为阿拉伯世界、土耳其、伊朗、以色列四大传统力量以及阿拉伯世界内部不同力量的分化与重组。从总体上看,在阿拉伯大变局持续三年后,在地区国家中已经很难找到真正的、恒定的受益者。2013 年的突出变化是阿拉伯大变局对地区国家影响的得失利弊不断变化,导致地区大国力量的不断消长,使中东地区格局呈现出“碎片化”的态势。阿拉伯世界的整体性衰落在持续加深,内部分化更趋明显,即使是一度被视为阿拉伯大变局受益者的海合会尤其是沙特,也因美国战略调整尤其是叙利亚和伊朗政策的调整而陷入尴尬,并无奈地通过拒绝担任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表达对美国的抗议。
土耳其积极介入中东地区事务,试图成为地区主导力量,但已明显力不从心,土耳其支持的埃及穆尔西****被废黜、叙利亚局势变化及难民冲击、推广土耳其模式受阻、库尔德问题反弹、国内民众抗议等事态,都限制了土耳其成为地区领袖的抱负。伊朗地位的变化更是起伏跌宕,阿拉伯国家的动荡和衰落曾令伊朗处于有利地位;不久后叙利亚危机导致地区盟友遭到削弱,西方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又使其陷入重压之下;但鲁哈尼当选总统后美伊关系回暖、叙利亚危机相对缓和、伊核谈判取得重大进展,都使伊朗周边战略环境出现大为改善的迹象。
对于阿拉伯大变局,以色列只能继续延续静观其变的政策,但周边安全环境的恶化,美国伊朗政策和叙利亚政策的改变、以色列与土耳其关系恢复尚待时日,巴以和谈的僵局以及美国和西方的持续施压,当然最根本问题在于美以关系裂痕加大,都使以色列陷入更为孤立的境地。
中东地区格局复杂变动的深层次根源在于阿拉伯大变局的冲击,以及美国中东战略收缩引发的联动效应,而叙利亚危机和伊朗核问题两大热点问题则以更直接的方式,牵动中东地区格局的调整,中东地区大国利弊得失和地区地位变化,几乎都与美国中东战略调整导致两大地区热点问题走势发生转折性变化密切相关。
美国中东战略调整之困奥巴马任职以来,已经接近完成从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中撤军的目标,这实属来之不易。为避免因再度深陷中东而掣肘重振经济和重返亚太等内外战略,战略收缩构成了2013 年美国中东战略的典型特征,这在本质上源于美国主导全球事务战略能力的下降以及战略意愿的不足。
美国中东战略调整的特点包括:第一,在军事上,奥巴马政府十分克制,力求将军事干预的风险降到****,避免美国在中东再次陷入战争泥潭。第二,在外交层面更加重视多边外交和公共外交。第三,美国对中东转型国家的援助往往口惠而实不至。第四,美国的中东反恐战略更趋功利化,更加重视无人机打击和特种部队定点清除等手段。
奥巴马在中东推行务实外交的原因主要有四:首先,在国力衰落和国内财政困难的背景下,美国力图通过在亚太和欧洲建立TPP 和TTIP 来重建国际秩序,极力避免中东再次陷入战争泥潭;其次,美国国内在中东政策上存在严重分歧,欧洲盟国及北约成员内部也分歧明显;再次,伊斯兰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强势反弹,美国不希望看到因军事干预叙利亚导致极端势力和恐怖组织坐大的局面;最后,奥巴马希望通过实行“战略模糊”的超脱政策,为中东政策调整留有空间和余地。尽管如此,美国仍然是中东事务的主导者。事实表明,无论是叙利亚危机“化武换和平”的安排,还是巴以和谈与伊核谈判的重启,都是在美国的安排下得以实现的。2013 年俄罗斯的叙利亚外交风光无限,但尚无法在中东事务中全面发力;欧洲国家在总体上仍然是美国中东战略的配角;中国对中东的影响力虽有所增强,但尚缺乏对中东事务施加重要影响的硬实力、软实力及战略意愿。当前,美国中东战略调整的目标是既要避免类似伊拉克战争的深度卷入,又要保持对中东事务的主导权。当然,最终解决叙利亚危机
和伊朗核问题,安抚沙特、以色列等地区盟国的严重不满,推动巴以和谈取得实质性进展,确保美国撤军后伊拉克和阿富汗局势的基本可控,重新塑造美国在中东的国际形象,都是美国中东战略面临的严峻挑战。
中国的应对之策
首先,中国应针对阿拉伯国家的分化,统筹双边外交与多边外交的关系。阿拉伯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使利用中阿合作论坛统筹中阿关系的难度将进一步增强。因此,中国在进一步加强中阿合作论坛机制建设的基础上,应加强对阿拉伯国家差异性的认识,并开展有针对性的双边合作。海合会国家应成为中国发展经贸关系的重点,并应在2014 年重点推进中国与海合会的自贸区谈判;转型阿拉伯国家次之,加强与转型阿拉伯国家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经验,适当进行投资和经济援助应成为工作的重点;
对于前途未卜、稳定缺失的阿拉伯国家,应加强对政局及各派政治力量的研判,围绕劝谈促和做适当的外交工作,经济投资应适当谨慎。其次,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框架下,加强对中东事务的磋商。当前,中东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机遇与挑战主要来自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与社会转型、能源安全、反恐问题、中东热点问题。双方既有共识,又有分歧。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中,双方应增进共识和相互理解,妥善处理双方在中东事务上的分歧,使其不至影响到中美关系的大局。第一,中国应该对中美双方对中东事务的影响力的巨大落差有清醒的认识,并通过多做解释工作降低美国和地区国家对中国的期待,使美国认识到中国在中东事务上尚不能发挥西方和地区国家所期待的重大作用。第二,中国应围绕中东问题,塑造有利于中美关系的舆论环境。在中国外交不断强调人类共同利益和全球治理的背景下,简单从零和博弈角度看待中东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无疑是
一种简单、狭隘和片面的功利化思维,既无助于中国负责任大国国际形象的塑造,也无助于中美围绕中东事务建立互信。最后,进一步加大对中东国家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的力度。在总体上,中国对中东的公共外交仍存在规模小、频率低、投入有限、官方色彩浓厚等问题,经济援助规模较小和显示度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外交主体单一和外交渠道相对匮乏的缺陷仍然没有得到彻底改变。当前,阿拉伯国家对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投否决票的不满得到一定缓解、叙利亚危机由于“化武换和平”重回联合国轨道、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叙利亚政策和伊朗政策不满都使中国对中东的公共
外交面临较为有利的环境。因此,中国应加强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企业、媒体、智库、青年等多元外交主体建设,通过民间交往、宗教交往、人文交流等渠道,加强与中东国家的社会交往,夯实中国中东外交的社会基础。

塑造数据主权:2013 年的全球网络空间与国际战略

沈逸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2013 年是全球网络空间的转折-变化年。年初美国曼迪昂特公司颁布的报告,以及奥巴马政府出台的《抵消美国窃取美国商业机密的行政战略》,在将矛头直指中国的同时,也正式将网络安全问题纳入国家安全战略大框架;欧盟在大西洋彼岸配合美国行动提出的《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则比较完整的展示了欧洲尝试借助法律、国际机制以及西方核心价值观塑造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的完整画面;正当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巨大压力时,前美国中情局雇员斯诺登披露“棱
镜”项目,揭示了美国国家安全局为代表的情报系统,近似无限制、无边界、无差别的监控全球网络空间,进而扭转了全球网络空间战略问题的舆论态势。
全球网络空间缺乏明确规范的现状遭遇全面挑战,如何塑造新的游戏规则,成为挑战和考验全球各主要行为体的核心问题。美国在网络空间强势推进“先占者主权”引发焦虑
从国际体系层面上来看,目前全球网络空间处于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起支配作用的主导原则是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先占者主权”原则。这一原则必然导致占据技术能力优势的行为体****限度的扩张自身利益,获取行动自由,这就是美国创建并实施棱镜项目的内在必然性。
就更加宏观的国际体系力量对比来看,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国家力量分布的不均衡、不对称,是决定棱镜项目被披露之后引发轩然大波和激烈反弹的关键所在。当前世界,已经是一个由线下世界和网络世界共同构成的复杂体系,其力量对比的复杂性在于“线下-网络世界”力量分布的不均衡:线下世界中,美国虽仍然是单一超级大国,但其实力的优势已经不再是无法超越和比拟的,包括美国的盟国在内,对美国整体实力毋容置疑的认可已经逐渐动摇,由此带来的最重要的后果之一,就是不再默认美国有超越于其主导制定的国际规范之上的行动自由;网络世界里,美国仍然具有不可动摇的先发优势,支撑全球网络空间的关键基础设施事实上掌握在美国手中,美国在网络空间相关的技术研发、战略制订与政策协调上,具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行动能力。而美国的战略决策者仍然坚信,美国是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在技术、实力以及心理层面具有其他国家或明或暗承认的无可比拟的优势,并因此获得“美国例外”的行动自由。这种复杂的反
差,导致在棱镜项目曝光之后,美国无法做出真正有效的应对,并因此遭受国家声望与软实力的重大损失。
各方积极反制美国网络霸权
从国家层面上来看,各个国家,尤其是主要大国对全球网络空间的普遍依赖、网络技术能力的不均衡分布以及此前遗留下来的战略信任不足等问题,进一步放大和加剧了各国面对网络空间时的安全焦虑。虽然2013 年披露的“棱镜”项目,与1970 年代被披露的“三叶草”项目,2000 年被披露的“食肉动物”项目,以及2001 年被披露的“梯队”项目,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但棱镜项目却因为触发了各个国家原先存在的安全焦虑,而激起了远超此前任何类似项目的负面反应。这种反应,是包括欧盟在内的各国对美国滥用自身优势能力的巨大担忧:2013 年10 月德国与巴西向联合国大会提出建议,要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添加互联网隐私权的条文。此例可以看做是欧盟以及部分新兴国家,对美国滥用监听能力的温和反制。对各个国家,尤其是全球和地区性的大国而言,2013 年,是国家网络安全威胁变得更加清晰的起始年。在这一年中,除了棱镜项目之外,有关震网病毒的后续深入报道,名为叙利亚电子军的黑客组织对美国股市发动的袭击,以及从中东北非蔓延到南美地区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均进一步证明了国家面临来自网络空间的巨大挑战。这种挑战既包括技术层面的,也包括制度与政策层面的;既包括现实与物质层面的,也包括心理与认知层面的;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识到在全球网络空间建立和完善行为规范的迫切性、重要性和必然性。截止2013 年11 月19 日,全球共有35 个国家已经或者宣布要制定《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可以预见,2014 年,围绕网络安全的全球博弈将逐渐迈向深入。
从非国家行为体层面上来看,在2013 年,个人、非政府组织在信息通讯技术具有优势地位的公司以及跨国活动分子网络等非国家行为体,依托信息技术和全球网络空间,正具备越来越强大的挑战主权国家的能力。这种挑战是全方位、不对称和不确定的,并因为与主权国家在不同问题上的分化组合,为整个体系的未来演变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不稳定性。对主权国家以及整个国际体系来说,如何及时有效识别和防范非国家行为体对网络安全的冲击与挑战,特
别是防范这种来自网络空间的挑战触发主权国家之间在现实世界中的紧张关系乃至危机,将是未来5-10 年最重要的安全议题之一。
简而言之,斯诺登披露的棱镜门,以无法否认的事实证明,美国政府确实在网络空间对其他国家的政府实施了无限制的监控;材料证明,美国政府确实对自身的技术优势进行了滥用,而不是自我克制;这种行为激化了原先就存在的大国之间的安全焦虑;被重新激化的焦虑迫使大国更倾向于用国际机制、制度等方式方法,来保障自身的安全;非国家行为体则初步体会到了在网络空间挑战超级大国的甜头,未来,这可能诱发更多的尝试,并危及原先存在的脆弱均衡。
塑造“数据主权”成2014 年首要任务
对国际社会而言,2013 年之后面临的主要挑战,就是尽快确定全球网络空间有效治理的指导原则、主要目标以及实践架构。在指导原则层面,推进“共同财产原则”,限制、修订乃至扭转“先占者主权”原则的优势地位,是国际社会需要努力推进的首要目标。主权国家追求的目标,是数据的使用能够促进数据初始提供者的利益,而非成为少数掌握了技术优势的行为体过度追求自身利益的工具。
在追求的主要目标方面,用“数据主权”应对美国倡导的“互联网自由”,是博弈的关键所在。2013 年全球网络空间态势的基本发展趋势之一,就是数据的资源化,即数据正在变成像工业时代的石油一样重要的战略资源。根据已有的迹象,未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区别,就是发达国家掌控数据,发展中国家提供数据。为此,需要大力倡导“数据主权原则”,以保证提供数据的合法用户拥有确保
数据被妥善使用,不威胁自身利益的权益,对数据的处分享有最终的主权,任何对数据的处置应该得到用户的明确授权,特别是在对数据进行挖掘的时候。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追求实现的目标不是阻断数据的自由流动,或者用主权壁垒分割全球网络空间,而是要保障所有国家,包括技术能力暂时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不会因为能力的差异而导致合法利益受到损害。
在实践架构方面,掌管关键网络基础设施与资源的机构,如掌管域名解析系统的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ICANN),其管理机制必须得到有效改革,培育和完善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电信联盟对互联网的管理能力,催生符合大数据时代特点的全球网络空间管理新架构,是未来需要努力的关键所在。
综上所述,抵制美国滥用技术优势的霸权举动,以数据主权为核心塑造全球网络空间的行为规范,是2013 年全球网络空间战略态势变化的主要特征。全球网络空间原先处于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但这显然已经无法适应技术发展和国家行为变化所带来的各项挑战,如何在未来尽快催生有效的治理机制,以确保彼此密切互联的全球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确保力量差异显着却又彼此相互依存的行为体都能够从网络空间的发展中获得收益,避免因为强势行为体滥用自身优势或
者来自非国家行为体的意外挑战催生紧张乃至冲突,将是整个国际社会在未来5-10 年内需要面对的首要任务。如何为全球网络空间制订有效的规则,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主要行为体都必须回答的重要命题。
 

新抗议时代


简军波 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今年最重要的抗议活动主要发生在巴西、土耳其、埃及和泰国等发展中国家,它们地跨亚非拉,持续时间有大半年之久。巴西的抗议活动起因于公共交通票价上涨,有超过100 个城市、上百万人参加;土耳其的抗议运动起因于伊斯坦布尔市政府对市内塔克西姆-盖齐公园的征收令,该命令试图将公园改造成一个大型购物中心;埃及民众的抗议活动是继2012 年11 月归属“穆兄会”的****总统穆尔西废除相关法令后所引起的一系列抗议活动;泰国“黄衫军”所发起的抗议英拉政府的起因在于执政党为泰党提出“特赦法案”,赦免近几年卷入政治冲突中的人物;此外,在保加利亚、乌克兰、印度等国家也出现了一定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活动。上述一系列抗议活动构成了国际政治舞台中一种新的发展情势,它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持续发展和民主改革不断深化过程中,政府正日益面临来自民众的诸多诉求。
无巧不成书。尽管这些抗议活动的形式、具体原因和诉求不尽相同,但多个发展中国家在同一年爆发大规模抗议和示威活动并非巧合,它反映了在全球范围内,一些发展中国家走到了相似的发展阶段,面临着类似的社会问题,遭遇到了同样的挑战。这些抗议活动所反映的一个共同事实是:一个具有自身利益和价值诉求的社会阶层正在这些国家逐渐形成和巩固,他们越来越具有独立思考和行动能力,具有特定的利益诉求,不满足于社会现状和自身的生活条件,强烈要求政
府提高治理水平或维护他们的利益,关注他们的诉求并做出有效的回应。具体而言,所有抗议浪潮的原因可归结为主客观两类因素。
客观条件一:新中产阶层的迅速成长。
没有中产阶层的壮大,就不可能形成如此大规模的抗议浪潮。毋庸置疑,中产阶层是这些抗议活动的主力军,他们具有改善个人生活环境和充分表达意见的强烈愿望,而这一阶层在这些国家正迅速成长。布鲁金斯学会的数据表明,在20 个****的新兴国家中,过去15年,中产阶层的人数从占总人口的18%发展到了今天的50%还多。(该学会对中产阶层的定义是个体日均消费为10-100 美元的群体)。
此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一系列的抗议活动中,有许多参与者是年轻人,他们受过较高的教育,并且熟悉电子设备。也许他们不一定具备了良好的个人财力,从严格“中产阶层”的量化标准而言他们还不够格,但这不妨碍他们从心理上将自身定义为中产阶层成员。换言之,在可量化的中产阶层迅速壮大的同时,还有一批迅速壮大的“新中产层”,他们不具备中产阶层定义中的财力和社会影响力,但教育和数字技术给了他们宽阔的视野,他们的思维方式、精神向度和生活理想都已与中产阶层挂钩,已经具备了中产阶层的自我认同,至少已将成为中产阶层的一员作为了生活的重要目标。
客观条件二:经济发展受阻与民主化。
在上述发生抗议的国家中,有些国家如巴西和土耳其近些年来经济发展都比较不错,但在国内外因素的影响下(如金融危机等),最近的经济境况有所恶化,导致中产阶层的生活受到较大影响,新中产阶层成员的社会上升空间也受到挤压或受阻的危险,加上政府在某些公共政策上的独断专行和腐败无能,使得民众抗议政府有了充分的理由。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发生抗议的国家大都是经历了民主化或正处于民主化的阶段,这给了民众自由表达的渠道,当他们认为自身的利益受损或利益表达得不到尊重时,就有合法途径以抗议方式表达对政府的不满。
主观因素:日益提升的自我期待
毫无疑问,巴西、土耳其、埃及、泰国等国家各自的中产阶层特性不一,所遭遇困境也不尽相同,引发抗议的具体诱因也千差万别。然而若深究其根本,则都离不开“现实—期待差距”拉大这一共同的因素。近年来,这些国家的大部分人口受益于本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埃及的大部分民众则主要受到经济在宗教政策影响下不能继续发展的
困扰),他们对经济发展和个人生活质量提升的期望也随之不断抬高,然而社会现状却又越发令人失望(政府腐败无能和独裁倾向、公共服务的严重缺位、经济发展开始出现颓势、自我返贫的巨大威胁等)。在这一差距拉大之下,愤然走上抗议之路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抗议活动的发展趋势
除了泰国的“黄衫军”抗议活动持续上演之外,上述其抗议活动基本已偃旗息鼓。不过大规模抗议活动的暂时终止不代表民众的抗议情绪和冲动已经消失,因为引发这些抗议活动的社会环境和因素依然存在。之所以大部分抗议活动暂趋平静,在于政府领导层在策略上答应了抗议民众的请求,或舒缓了对抗的气氛;但抗议群体所呼吁和期待的政府和社会变革并没有很快实现,也不能一蹴而就。可以想见,作为社会冲突的常见形态,民众抗议是官民矛盾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很可能发生的现象。其基本的前景有两种,要么政府积极顺应潮流,实行改革并获得成功,矛盾逐渐消除,社会冲突渐趋平缓;要么政府刚愎自用,不思改革,即使实施改革也没有取得成功,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冲突日渐加大和频繁。因此,社会抗议活动的前途决定于相关国家政府的所作所为,但同时也取决于国内经济发展及社会与政治改革的前景。若政府能减少腐败、提高效能;经济能持续和均衡发展;民主化的改革不受宗教等极端势力或利益集团的绑架,则社会冲突自然会逐渐销声匿迹;反之,抗议活动将成为司空见惯的事件。然而,鉴于宏观层面上政府在成功实现反腐、经济持续均衡发展和民主化改革问题上的艰难性和长期
性,一个没有抗议的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新抗议时代的启示第一,数字技术的普及加速了“新中产阶层”的来临。尽管“数字鸿沟”一直被人担忧,但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和平民化,它至少在年轻一代人当中不存在太大的“鸿沟”,尽管这些年轻人在财富和社会地位上分属不同的等级或阶层。由于数字技术的普及,实际上使得来自不同领域和社会地位的一批年轻人具有了平等对话的渠道和空间,并获得共同的精神体验、见识、审美情趣、心理素质甚至生活理想。这批人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受教育水平,因此在社会经济整体发
展的背景下,具有将自身生活理想与中产阶层目标靠拢的趋势,尽管在财富水平上可能还不具备。简言之,数字技术催生了一批不具备中产阶层财富水平,但具有中产阶层精神体验和审美情趣的群体,他们对社会环境和政府治理水平的要求与中产阶层并非不同;对政府的诉求也往往日益苛刻。
第二,政府实行灵活与善意的政策应对是安抚抗议群众和暂时消除社会冲突的途径。一般而言,中产阶层抗议的诉求不旨在于“改朝换代”,从属性上看,中产阶层也天然地不具备革命性,因此他们的诉求内容属于政策调整范畴而非政治革命范畴,政府应因势利导及谦虚地顺应抗议要求,将能有效化解社会冲突的急剧恶化,并为寻求官民和解和消解社会冲突创造条件。
第三,国家持续均衡发展和社会公平化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良方。要顺利消弭社会持久冲突,非实现国家均衡发展和社会公平不可。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发展已成为世界潮流,然而它们在发展快车道上却遇到群众的抗议和不满,往往不在于他们正变得****贫穷,而是对自身、社会和政府的期待在日益提升,他们不再满足于温饱,而在于获得更多尊严、独立性、受尊重的权利和更良好的社会福利,在乎社会公正和发展均衡。一个日渐富裕但财富分配不公、地区发展不均、政府腐败无能、生态环境恶化等日益劣质化的社会是逐渐富裕起来的大多数民众所不能容忍的。因此使社会均衡与公正发展才是实现长治久安的良策。
第四,民主制度的完善可以有效降低社会冲突与抗议。民主化过程往往带来各类社会冲突。上述发生抗议的国家大多处于民主化巩固(如巴西和泰国)或民主化起步阶段(如埃及)。然而,政治“革命”没有为这些国家带来更多的良治、社会公正和个人生活的持久提升,从而诱发了受到压抑的人群的反抗。因此不太完善的民主制度反而容易引发抗议活动。从理论上看,民主化改革不会有回头路,鉴于此,只有对国家制度实行持续改革,并结合自身国情加以完善,以达到良治、社会公正和繁荣,才能有效降低和消除社会议。


后 记
《失范与转型—2013 复旦国际战略报告》是复旦大学国际
问题研究院集体讨论、分工写作的成果。各部分执笔人如下:
信强撰写了《2013 国际政治态势:总体平稳、转型延续》;
宋国友撰写了《2013 国际经济中的“失”与“转”》;苏长和撰
写了《中国外交“再出发”:举纲张目、登高望远》;吴心伯撰写
了《新背景下的“奥巴马主义”》;胡令远撰写了《“安倍风险”:
近期中日关系的关键变量》;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所)
撰写了《中东2013:转型与动荡的“二元变奏”》;沈逸撰写了
《塑造数据主权:2013 年的全球网络空间与国际战略》;简军波
撰写了《新抗议时代》
此外,以下老师先后参加了报告的讨论:林尚立、赵华胜、
杜幼康、潘忠歧、汪伟民。特此致谢。
陶韡烁承担了报告的编辑工作。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2014 年1 月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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